对于后世的记者，王振宇自认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中国的记者。
如果说美国的记者是扒粪者的话，那么中国的记者就是吃粪者。
当然这人也不能全怪记者，很大程度也是有体制问题和社会原因的。西方的媒体最大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告，一个是销售量，其实归结到一起就是销售量。
销售量的关键就是读者的认同，你可以想象一下，天天歌功颂德排马屁的报纸，比如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名字取得再真理，也掩盖不了它满篇谎言的事实。这样的报纸就算再怎么有后台，你觉得性取向正常的读者会掏自己的钱买下吗？而没有读者花钱购买的报纸，广告商会掏钱在上面投放广告吗？
什么叫市场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说它下里巴人，但是这才符合人性。
而后世的中国媒体人恰恰处在了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上，满篇假话肯定不行，抠门的政府基本上不会有多少款拨给媒体，很多时候媒体都是在自谋生路。可是说真话也不行，层层审核，事后严厉的行政处分，或明或暗的高压线。媒体记者和同时代的医生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名利双收那无异于是做中国梦。
这个时候记者如果想好好活下去还活得滋润，就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了，科道言官，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
王振宇高中的同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政府机关报纸，这个报纸每天的内容都是一个模式，报道领导个人行程和政府的政绩工程，歌颂党和政府的英明，描绘市井百姓的感激流涕。如果实在写不出稿子了，没关系，把去年同期的报纸翻出来，照抄一边，记得改下时间，地点，人物就行了。反正这样的报纸基本上老百姓是不会花钱买的，最大的读者群就是退休老干部。
油水自然有限，最大的收入就是每次政府开会或者企业搞宣传，跑过去拿到已经写好的发言稿和红包，然后把报告体转换成新闻体发表出来就可以了，那点红包就是合法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了。
上述是小地方官媒记者的生存状态。
王振宇的堂弟是首都某高校毕业，分到广州的一家商业报纸，据说还有点规模，专门写写房地产的，这里面的门道就更多了。你有问题，没事，我采访发现了内幕，不急先写成稿子，然后给你的公关部门一个电话，那，为了这篇稿子我这也是付出劳动了，您如果不希望真相大白，那就给点辛苦费吧。
当然也看情况，一般来说，对事不对人的稿子都会发，但是对人不对事的稿子最好别发。经常有个别被正义感和良知冲昏了大脑的记者被砍死砍伤，这样的结果往往报社根本没不敢再用你了。因为说不定那天会因为你得罪了通天人物，搞的报社领导连主编都没得做了。
因此你经常看到的是一些小角色的恶行见诸报端，而大人物的恶行无人敢问津。
真正勇敢的有良知的记者是那些敢于揭露幕后交易和真相的记者，而不是在那里一顿乱嚷嚷的公共知识分子。前者正在被严格的新闻审核制度逆向淘汰，后者却自我感觉良好并大行其道。
邵飘萍恰恰就是王振宇所敬佩的有良知有勇气的记者，整个民国，此君揭露真相最多，胆量最大。也因此多次得罪实权人物，弄得自己在整个中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只能躲进使馆区继续撰文，直到惨死于张作霖之手。这样的记者才是真正的扒粪者，才是真正的勇士。至于他的死与其说是可惜，不如说是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因为还有人敢于为说真话流血。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扒粪者，真正的中国媒体人。
另外后世历史教科书把邵飘萍被杀跟某党创始人被杀放在了一起，常常给人两者关系密切的错觉。可是王振宇查证过，这两人的死亡前后差了足足一年，除了都死于张作霖之手，其它关联基本没有。也不知道这样宣传的目的是谁在借谁抬高谁！
扯远了，现在的问题是，王振宇一脸崇拜的猪哥样般的看着邵飘萍，让邵飘萍在很是莫名其妙之余对这个民军军官有了一定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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