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夏国联盟将其转变为有偿工程，原本只有两条出路的农夫们突然发现，劳作也能谋生，且生活尚可。
在泽州，不仅民众发现生计途径增多，连缙绅们也发现，与宗藩一样，缙绅家的土地也是租给无地农民耕种，原本一家老小只能依赖三四亩田地，现在还有其他生计可维持生活。
有些农民对放弃土地心存不舍，仍旧在田间劳作，而家中的富裕劳动力则转而投身工业。
另一部分农民则完全抛弃了耕种，直接转变为工人。
对于夏国联盟而言，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经济相对容易。
夏国联盟中，讪习和漠南古蒙地区煤炭和铁矿资源丰富，这一点在大明并不为人所知，但朱樉却了如指掌。
泽州地下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还有高岭土，使得讪习晋城成为夏国的煤炭重镇，名副其实。
当土地不再是民众唯一的生计来源时，社会变革悄然发生。
官方组织劳动时，效率并不理想。
起初，这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们为了生存，认真工作了十几二十天。
但当他们发现无论工作多少，收入都是固定的，问题便接踵而至。
联盟派出的人员有限，泽州的各项工作都需要兼顾，管理人员也无暇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约束。
除了架桥、打井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外，修路、挖渠等在当时并无太多技术含量。
管理人员更关注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因为一旦出错，可能危及人命。
不久，修路的进度开始变得缓慢，尽管当时并非没有道路，但需要拓宽和加固，这些简单的工作，农民们很快找到了应对之策。
好在泽州的联盟管理人员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类似情况，起初并未过多干预，实在是力不从心。
当农民们发现即使工作不力也能赚钱养家后，更多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被吸引到工地上。
随着包工头的出现，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包工头依靠差价获利，尽管联盟规定了最低工资和工人的饮食标准，但表现不佳的工人可以被解雇。
在这个时期，除了最低收入和饮食保障，朱樉无法制定更多的劳工保护政策，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并非不可改变，但夏国人口众多，即使在漳泉、苔湾的工坊中，普通工匠如果不努力工作，随时可能被解雇。
虽然没有形成黑工坊的趋势，但这并非因为工坊主们的仁慈，而是因为夜间开工的照明成本比开工本身还要高昂。
泽州出现了许多小包工头后，中小缙绅们也发现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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