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没有就对日本的大屠杀展开讨论或者辩论，但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于是反对声很快弱了下来，因为随着蓬莱港、连云港、宁波港运来的倭人奴婢越来越多，官员和百姓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世间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奴才啊！
当汉人表现出了强势后，倭人民族性格中的自卑与自我奴化迅速体现了出来，甚至只需要两名汉军士兵，就能押着数百名倭人奴仆安静地登船，他们也不吵闹，甚至对提供的一日三餐感恩戴德。
东京城的奴隶市场再度兴旺，不少百姓们花些小钱，就能够将一名倭人少女买回家，至于倭人男性奴隶，基本都被拉去送到了各处的矿山。
在朝廷议事的会议中，有诸部寺级别的高官们也难得称赞起倭人的这种奴性来，王伦只是笑而不语，觉得臣子们还是少见多怪了。
若是哪一天岳飞自北向南攻入印度，或者朝廷水师向西登陆印度南部，掠夺了些印度奴仆来，被种姓制度完全洗脑的印度人，估计会让中原百姓再一次大开眼界。
某种意义而言，王伦自认为是在效仿教员，但他做不到那种共产主义的博爱，他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有的宽容和期待，都只针对以汉人为主的华夏内部。
至于其他未征服的诸国、诸民族，实在不好意思，在王伦眼中，他们是华夏崛起最好的肥料，是生是死，是痛苦还是快乐，与我何干？
全世界都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华夏也不能独善其身，所以王伦推行的诸多政策，被文人、读书人、百姓们理解为另外一种“内圣而外王”。
但王伦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更多的人群拉入到对外战争的受益中来，同时不断限制高财富人群的出现。只要广大的底层百姓们有饭吃、有屋住、有衣穿，能够看得到未来，能够有一条上升的阶级通道，那么新汉这个政权才能够更长久地存在下去。
从这一点来看，王伦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与前辈王莽不同，王伦的一切理想都是基于现实，他始终在努力地践行着自己的目标。
河东行省大同府。
吴用正在忙碌着，他受命梳理漠南，王伦给他的权力很大，他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个小部落的生死。
但吴用并没有滥用这份权力，吴用是个聪明人，可以说王伦主导推行的所有新政，吴用从来都是第一个就能够快速领会的，要知道大部分时间内，他并没有参与到朝廷新政的制定当中去的。
乡村教师的身份，曾经让吴用的目光和格局稍微有些偏离，但是在西宁府的那一段时间里，吴用的目光也变得愈发开阔了起来。
以中书省右仆射的身份梳理漠南，吴用没有像是在西宁府时那般激进，因为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西宁府时西夏还是敌国，他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但漠南地区如今与中原的经济愈发联系得紧密，根据洪武十二年的统计，漠南地区提供了朝廷贸易的马匹数量的四成，并且消费了朝廷外贸的粗布的一成半、粮食的一成。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漠南地区已经纳入到朝廷主导的整个经济大循环中去了，漠南提供牛羊马匹、皮革、生药，中原则提供皮革加工品、粮食、布料以及其他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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