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一直觉得，辽、金、宋时代是一次历史的巨大转折点和变革点，可惜的是，不管是契丹人、女真人还是汉人，统治者们都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更加可惜的是，后来的蒙古人仅仅抓住了这个机会的一小半，在武力征服后以蒙古人烂得不能再烂的治国手段将一切机会都彻底浪费了。
就好比王氏高丽，这个小国以新罗军事贵族起家，完成了对鸭绿江东岸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旧势力的统一，但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意识。
王氏以军功起家，高丽国内武臣势力就十分庞大，贵族通过联姻盘根错节，所以在王楷之前的数代高丽国君，为了限制武臣的权势，便效仿前宋推行儒学和科举，妄图以文臣压制武臣。
大概在宋真宗时期以来的高丽诸国君，都在积极推行儒学，打压武臣势力，但由于辽国契丹在外，从高丽的历史来看，武臣集团的实力总体是被不断打压的，期间偶有反复。
在女真崛起后，高丽与女真、与金国的战事不断失利，导致武臣的话语权愈来愈下，文臣在朝政的主导权越来越重。
武臣想要反扑，若没有王伦和新汉的出现，在金国与南宋对峙的初期，高丽国内就要发生武臣作乱的大事的。
但王伦集中原之力，强行消灭了金国后，高丽外部最大的敌人就此消失，努力挣扎的武臣集团又被文臣按了下去。
双方保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如果仍旧这么下去的话，王伦也不会这么快就对高丽发起进攻，但王楷少年心性发作，为了所谓的王族尊严和国君脸面，跟完颜宗磐大打出手，导致高丽国内的武臣势力再度被削弱。
这个时候汉军突然出手，王楷甚至连一支可靠的禁卫军队都无法掌控了，就此憋屈地被毒杀而死，让汉军占了一个大便宜。
也正因为如此，高丽国内才会发生那么多的动乱和造反，因为在“卖国”这件事上，几乎都是前高丽的文臣们说了算，武臣们几乎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王伦也在许贯忠的建议下，第一时间笼络了前高丽时代的文臣集团们，对残存的武臣势力进行了重点打击。
朝廷已经有一批军功贵族，就不需要再多一些高丽军官来掺和了。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西域诸国为了反抗绿教的入侵，无比期盼着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再次返回西域，这个机会被耶律大石抓住了，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威震西域的西辽政权。
同样地，王氏高丽内部要构筑统一的民族认同，将高句丽人、百济人、新罗人统合为新的高丽人，还要维系文武臣子的势均力敌，在高丽人这个民族概念被催生出来之前，汉军的及时出现，再一次打断了高丽的民族认同。
所以王伦舍得大投入，仍旧要在高丽推行儒家的一些思想，让高丽国内诸族完成思想上对中原的文化认同，只要这个认同感出现了，那么离朝鲜行省被彻底汉化还远么？
针对朝鲜行省的内阁扩大会议上，礼部最后发言，表示要仿照中原诸行省例，在朝鲜行省至少要兴办南北各一所的医学堂、农学堂、牲畜养殖学堂，在耽罗县开设商学堂，将中原的学堂制度引入到朝鲜去。
兴学一事急切不得，所以王伦点了郑知常的名，要他先去礼部观政，去各地学堂参观视察，然后结合朝鲜行省的实际情况，负责主持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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