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说,常荣的妻子到医院之后,中心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索要赔偿,对么?”宁书艺问。
“真不是我故意好像给谁泼脏水似的,那娘们儿当时话里话外还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孙万倒是挺直率,一点没有回避宁书艺的这一番总结:“她那个意思就是必须让厂子里必须给个说法,要是常荣死了,这钱怎么赔,要是常荣没死,伤了残了,这钱要怎么赔!
咱不是说不能要求赔钱,毕竟常荣是他们家养家糊口的主力,突然受这么大的伤,以后要是都没有办法上班,赚不了钱,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打击挺大。
但是咱都是人,对吧!人那都是讲感情的,就算是两条天天养在一起的狗,其中有一条受了伤或者出了什么事,另一条狗都得吃不下饭,难受得嗷嗷叫唤!
那娘们儿真的是到了医院开口闭口就是要钱,就是讨说法要赔偿,从头到尾都没顾得上去问问常荣在手术室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她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啊!你就说这事儿它正常么?真的很难让我们这些当时在场的人不觉得她过分!
挺大岁数的一个人,还不如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重感情,孩子还因为爸爸受了伤,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她倒好!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结果到了那种时候,什么也敌不过对钱的算计!”
看样子这件事对于这位老车间主任来说,的确是印象非常深刻,否则也不会时隔七八年,再想起来依旧如此的愤怒,义愤填膺,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了。
“厂子后来是怎么答应给她赔偿的?”霍岩问。
一问到这个,孙万就更加生气了,他一拍大腿,开口想要说话,但是又觉得气不顺,一下子不知道要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语言,又把头扭向一侧,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新任厂长对当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这会儿也听得津津有味,下意识在桌子后头翘了个二郎腿,茶杯也端了起来。
“这毕竟是挺大的一个事情,当时厂子里的领导谁也不能一个人就拍板做主,一来是当时事故为什么会发生,厂子那边还没有把具体责任查清楚,不好定性。
但是这话又不能说,说了就好像要推卸责任一样。
常荣的老婆当时都已经闹成那样了,要是但凡有人敢说一句还得先确定谁是责任方,那估计就彻底完了,非得被那娘们儿闹个翻天覆地不可,万一寻死觅活的,谁也扛不住啊!
二来呢,常荣到底是死还是伤,谁也说不上来,以后到底是个什么花销,这个也说不准。
给少了常荣家里头肯定不能同意,还得闹。给多了的话,给多少算多啊?谁会嫌赔偿太多了拿着沉,累手?
所以就跟她说这事儿他们马上就联系当时的厂长,开个会紧急研究一下。
厂子里的领导去找医院的医生护士问了一下大致情况,心里头多少得有个数儿,之后那边讨论出来了一个方案的时候,正好常荣的手术也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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