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公教教会已经有了一套十分先进的地方管理结构——它不但始终坚持中央集权的组织方式,甚至有了“郡国并行”结构和下属的“土司教会”。比如一些离得太远、有自己独特习俗的教会组织,只要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也可以实现双方互认,授予他们一定的头衔,给他们礼遇。
教会这套被称为“圣统”的制度,从五世纪就开始成型,之后渐渐发展成熟。在遍地都是浓厚部落遗俗的地方,这种制度先进得都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也确实都是各地的部落习俗和分封制度,在给教会拖后腿。
而且,在没有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个制度有时候反而还会碍事。有权威的国王们经常不把教会当回事,而且,这些动作不仅影响教会地方结构,也会影响到教会中央。
历史上的种种分裂和对立行为就不说了,哪怕在后世都有不少例子。郭康生活的那个时代,公教教会就一直拿塞里斯地区没办法,因此死死咬住主教任命的权力不松口,导致双方一直无法互认。
其实,主教任命权,本来也不是个大事。在欧洲,没对抗过教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国。但凡有点势力的国家,谁没争夺过这个权力。连王权衰落、教会势力巨大的波兰,国王和贵族们自行任命几个主教都不算什么。至于更近的几家,连自行任命教宗都干过。这么多年下来,教会早就麻木了。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之前为了彰显成绩,教会在塞里斯设置了大批教省和教区编制。这导致只要双方对接,就会一下有几十名大主教和上百名主教冲进梵蒂冈。
在教会看来,这些人显然都是受塞里斯官府掌握的——是不是真的如此另说,但教会这么想也不奇怪,毕竟欧洲那边真的是这样。
而这么多人一下进来,会直接破坏教会内部的政治平衡,因此才导致谁都不敢让步。这也是他们这种十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组织,无法避免的问题。
至于东方的正教会,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教会长期受皇帝管理,所以西边的教士和学者们甚至直接称之为“皇帝兼牧首制度”,认为教会实际上已经是帝国下属的一个部门。
而东罗马一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给出的理由包括皇帝本人不是教士,以及大牧首有权开除皇帝教籍等等。但实际上,这种事情极少发生,牧首的权力也只在其他政治势力压倒某一位皇帝时才能起作用。
对此无法解释的罗马神学家,于是采用“和谐”一次作为替代,形容宗教和政治权力互相支持的现象。
在郭康看来,其实东罗马这种制度才是更完善的,今后也应该不断发展,把教会彻底收编进来。但最大的问题是,东罗马帝国本身的实力却不行了。
那些在东罗马故地,和文化影响范围内出现的新生国家,把塞里斯周边的情况重新上演了一遍:政治上和罗马对抗,那文化和宗教上就必须和正教教会,准确说是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对抗。所以,为了维持独立性,各国只要有了维持独立的实力,就会立刻想办法自建教会,摆脱君堡大牧首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放在西欧,可能都不算不同礼仪的教会组织,连那种“宗教土司”都算不上。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一直无法摆脱依附状态,早晚又被吸收回去。所以,哪怕生造,都得搞出点区别来。
总之,大家各有各的麻烦。而这也是目前,教会众多问题的根源。
天主教会的区域划分,与各国的行政划分,也不一定一致。教会经常比较滞后。外蒙分裂好几十年了,教会还是把那边叫库伦。
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教区还恢复了。首任主教不是当地人,是教会委任的一位菲律宾教士,叫黄旭东主教。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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