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人们通常都会产生感受。
所谓在此山就是利益直接相关者，常常为眼前东西所左右。
总有一缕利益的橄榄枝在你眼前摇晃，遮蔽你的视野，使你看不到整个庐山，所以看不清真面目就是必然的了。
198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几乎都是这样。
比如日本的关东铁源协会因为了解共和国有多么需要铁矿石，因此恶意腐蚀来购买废钢原料的干部。
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些狗日的不说道歉，居然仍旧持意涨价，敲诈勒索，真是把无耻当成荣耀。
却不知他们为自己日后埋了怎样的雷？
更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宁卫民代表的华夏资本开始涉足日本的废品回收业务的意愿，并助其获得了华夏官方的特需，获批成立了专门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真要过上几年，等到宁卫民做大，恐怕他们就是想再卖给共和国废钢，也没机会了。
再比如天坛的新园长龚明程痴心妄想要操控宁卫民，最后却弄巧成拙，反而逼走了宁卫民。
不但没实现它的最初目的，反而不得不接受宁卫民的离开，以及和皮尔卡顿公司分割财产。
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还有东花市街道的牛主任，见利忘义。
他也不管宁卫民和天坛公园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考虑街道厂的效益，欣然接受给天坛公园供应料器。
反而却恰恰忘了“葡萄常”的关键秘方掌握在宁卫民的手里，常玉龄常师傅只把这个秘密留给了宁卫民，让宁卫民始终保持着对核心技术的拥有。
说白了，要没有宁卫民供应的关键性原料，料器厂就制作不出那宛如带着霜的葡萄，也就没办法自称是“葡萄常”的料器了。
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原材料供给严重不足，而且物价还因为“倒批文”的情况越来越恶劣，一个劲地往上涨，东花市街道的料器厂的生产也深受其影响。
由于库存里的料棍儿越用越少，原材料却迟迟未能找到，这个原本效益可观的厂子，已经有了即将被迫停产的隐患。
而且这么一来，别说厂子没办法生产出供应天坛公园的商品了，就是完成宁卫民需要的东西也做不到，那按照当初签订的合同，是要赔违约金的。
这可真是社会现实教诲你做人啊。
岂不成了两头挨打了嘛，又何苦来的呢？
束手无策，又发现了严重危机的料器厂厂长赶紧把这种压力反馈到街道。
而眼瞅着自己手里的一个聚宝盆就要变成一个大累赘，那街道牛主任还能不急眼吗？
可他想来想去，好像自己也无能为力，还是得求宁卫民想想办法。
牛主任便和料器厂的厂长一起通过一直负责给厂里送原料，送货的罗广亮给宁卫民带话，主动提出想要请宁卫民吃饭，说要解释一下彼此的误会。
罗广亮确实把牛主任的话给宁卫民带到了。
可宁卫民哪儿有这么好糊弄？
又怎会不知牛主任的心思？
也正因为有心想给这位大主任一个教训，宁卫民便毫不理会，只说了声“知道了”，就干脆把牛主任给晾了起来。
这下子不用说，牛主任算是彻底傻眼了。
摇摇他的胖脸，脑子里除了“坏了”和“后悔”这两个词儿，再想不出第三个词汇来。
料器厂的厂长也长叹一口气，宛如看到了世界末日。
但他也不好发牢骚，更不可能把责任怪在自己的上级领导身上。
没办法，眼瞅着库存告急，连烧料的基本原料都快耗尽，也就只能舍
厂长以工人的生计为由，说全厂现在有小二百号工人呢，不能停工没有活干，否则这厂子就全完了。
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所以还希望宁卫民能给他和街道主任一个机会，让他们当面表达歉意。
罗广亮知道这算是一种道德绑架，但也知道厂长属于替罪羊的角色，是替牛主任背了锅，错不在他。
听了厂长如同忏悔一样的陈述，便动了恻隐之心，又一次给宁卫民递了话，甚至还帮厂长说了不少好话。
于是乎，宁卫民也就懒得和他们计较，抽个时间和街道牛主任与厂长见了面，给他们免费讲述了一堂关于做人要讲交情，与商业道德该如何表现的精彩课程。
此时的牛主任哪儿还有什么意气风发?
他和厂长在宁卫民的面前，几乎臊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不过宁卫民其实也是个心软的人，虽然牛主任和厂长是如此丢人现眼，被他当面挤兑得恨不得一头撞死，但他们这罪并不白受。
说归说，骂归骂，等到心里痛快了，冲着二百个无辜受累的工人，冲着二百个需要挣钱吃饭的家庭，宁卫民也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不但恢复了关键材料的供给，甚至还答应帮他们去找料器的原料，算是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了
最终也只是重新签订了供货合同，约定他们今后不许给任何人提供货物，一切料器只由宁卫民的人负责经销，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可这就又牵扯到一个新的问题了，鉴于当下国内原材料市场的特殊乱象，宁卫民好像也得当一回冤大头，挨上一刀了。
还不独只是东花市料器厂这一个事儿，给姜饼人做玩具代工的煤市街街道工艺品厂，京城证章厂，还有给坛宫饭庄做仿古瓷的京城工艺品厂，也都在生产资料上需要宁卫民的支持。
这么一来，他要多花的冤枉钱可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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